百合病以證候多變見著。如流寇般行蹤飄忽，沒有固定據點，即不屬某臟某腑。因沒有據點，就很難作定點打擊。就如官府戰「響馬」一樣，因「響馬」輕裝零散無根，非峻猛攻奪所能勝，所謂攻則散，止又聚，故是兵家難以將之完勝的因由所在。是以歷朝多取能剿則剿，不能則以招安為策 ── 此即以「和」取之。同理，仲景在面對百合病這種類似格局之時，其亦取「和之」一途，乃取「用陰和陽，用陽和陰」這陰陽表裡相和之法，選用百合這一不耗陰，二不動陽這甘平之品為君。在策略上取內外夾擊之法，用百合洗方合食煮餅兩途，以取「表裡相和，兩相呼應」之效 ── 這與剿殺流寇之法無異，實為上策！為求傳神，現原文照錄如下：

百合病病因病機分析
《金匱》雖未明言百合病的病因，但歷代醫家在這方面均有不少的論述。如唐‧王燾在《外臺秘要》中提出「百合病皆因傷寒、虛勞大病已後不平復，變成斯證」；清‧尤怡在《金匱要略心典》則認為「此病多傷寒熱病前後見之」；又吳謙等在《醫宗金鑑》謂：「傷寒大病之後，餘熱未解，百脈未和，或平素多思不斷，情志不遂，或偶觸驚疑，卒臨景遇，因而形神俱病，故有如是之現證也」。可見百合病可由多種原因引起，有因於傷寒、虛勞、情志不遂或思慮過度或突如其來的驚恐等不一而足，病因複雜。不過三者都不約而同地指出百合病的熱象如口苦、小便赤及脈微數，也就是尤怡所言的「可憑之象」的由來 ─ 皆源於傷寒、虛勞後餘熱未清或情志不遂而鬱熱內生。這些餘熱及或鬱熱留於體內，客於經脈，同時又產生熱蘊津傷而加速了陰虛內熱的發生。這些的餘熱或鬱熱並不專屬於某臟某腑，而是流散於經脈，隨經而走，或入或不入於臟腑，致使百合病有證候多變、恍惚不定的特性。

另外在病機理解方面，雖歷代醫家均宗「百脈一宗，悉致其病」為百合病的病機，但由於對「百脈一宗」及證候的解讀不盡相同而有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的現象 ─ 有宗心、宗肺、宗心肺、宗肺腎、宗肝、宗脾胃等說，亦有宗「脈病」之說。《張家禮金匱要略講義》中便總結出11種不同的理解。究其原因，與百合病之證候多變、恍惚不定不無關係。仲景知百合病「證候多變、恍惚不定」故於起首即言「百脈一宗，悉致其病」為病機立言，用意或許就是規限後學勿以一二多變恍惚的證候去另立病機。由是觀之，宗肺腎、宗肝、宗脾胃等說實不足取，因已超出了「百脈一宗」的論說範圍。而在宗心、宗肺、宗心肺及宗「脈病」這四說中，筆者認為當取宗「脈病」一說，但治療則仍需尋本溯源歸於肺，旁及於心。

仲景在《金匱‧第一》有「經絡受邪，入臟腑」及「四肢九竅，血脈相傳」的說法，故知經脈有外聯四肢九竅，內連臟腑的功能。因此經脈受邪影響可以很廣泛及多變。從疾病的角度看，因經脈與臟腑相連，兩者難以獨善其身，所謂一榮皆榮，一枯皆枯。但病有先後中有深淺，從病邪中人深淺來看是有分別的。因中病的深淺，與正氣抗邪的能力等，是決定治則治法選用的重要參考。在百合病篇並沒有一些直接指向臟腑中病的證候描述；病程遷延一月不解，在不誤治下亦只見「變成渴者」；加之條文1中亦有「其證或未病而預見……或病二十日或一月微見者，各隨證治之」的描述，足見病邪所入不深，當在經脈而未及臟腑。又或言百合病邪不在臟腑，可客於肌表，不一定在經脈。若然，則發汗一法可以癒之，但在條文2中，發汗一法被視為要以百合知母湯補救的誤治法，當知邪不在表。從治法應用的邏輯看，條文2及3之吐下法皆為誤治，故亦可推知邪不在裡。

再者，若細看那些被視為恍惚多變的證候中，亦可見變中有常。若接受陳修園的加註，則6個證候中有5個均以「欲XX不XX」的句式表達 ─ 這就是筆者所言的「變中有常」，當中猶以「欲」這一個字值得作進一步的探討。欲，《說文》釋為「貪……感於物而動」。百合病患者感於何「物」而有想獲得而又不能得到呢？其實那些「物」不外是食、行、卧、溝通等這些人的本能需要，且食亦有美時及身形如和。由此可知百合病患者之「心」，也就是神識仍能正確地感物並有所欲，可說是正常的，但表現出來卻異於常人，這是「其令不行」的結果。何以其令不行？因血脈為熱所鬱，不為心所主故使令有所不行。 又《靈樞‧本神》云「肺臟氣，氣舍魄」，又云「并精而出入者謂之魄」，而魄一般又被理解為負責主事一些如感覺、飲食、睡眠等本能性的作用。由此看來，作為「舍魄」的肺也如「心」的處境一樣，因百脈不和難朝於肺，其「治節」的功能不得出，其令亦不行，所以作為「相傅之官」的肺也自不能助心行事。百脈既不受君主相傅所主，那百合病之證候多變，恍惚不定則可想而知。

欲救經脈以治百合病，當溯其本源而治。如尤怡所言「人之有百脈，猶地之有眾水也。眾水朝宗於海，百脈朝宗於肺，故百脈不可治，而可治其肺也。」且亦因「心主血脈」故治療亦需旁及於心。概言之，筆者認為百合病的病因病機是「未清餘熱或內蘊鬱熱流散於經脈，隨經而走，但因「肺朝百脈」及「心主血脈」，心肺當先受其影響，故治療則責之於肺，旁及於心 ─ 以暢通百脈使其能再為心肺所主所朝為務」。

百合病總治則
作為完結百合病診治的條文9，一般被視為是治療百合病的總治則。其中「……見於陰者，以陽法救之；見於陽者，以陰法救之。」亦多被視為體現了《靈樞‧五色篇》中「用陰和陽，用陽和陰」的治療原則。因此，治療百合病的取向，就在於「和」一字 ─ 以陰和陽，以陽和陰。由此，不難看出汗、吐、下等有攻伐意味的治法不取效及見「得藥即劇吐利」的原因所在。再從選藥的角度看，所選之藥亦非峻猛之品，一不耗陰，二不動陽。君藥百合更是甘平之品，《本草》言其「主邪氣腹張心痛，利大小便，補中益氣。」後世醫家環繞這些主治多有發揮，但都不離肺脾二經。清‧汪昂的《本草備要》亦說百合能「潤肺甯心」，並引李士材指百合「亦清心安神之效耳。」著於五代的《日華諸家本草》也說百合能「安心定膽益志，養五臟……」。由是觀之，百合能作用於肺、心及脾，實是一能對應病機之用藥。又《本草崇原》更謂百合「……晝開夜合，應天道之晝行於陽，夜行於陰，四向六合，應土氣之達於四旁。」因此以百合為君配伍他藥來體現「見於陰者，以陽法救之；見於陽者，以陰法救之」的治則。看來仲景選百合治百合病是精思細想的結果。

百合洗方的意義
百合病一月不解而變成渴者，從上述病因病機可知是因為流散於經脈的餘熱或鬱熱日久未清，鬱積之下內熱更甚，使熱壅津停而見渴。就如張家禮言「百合病原本不渴，若久經不癒而變渴者，在於熱留滯於百脈，百脈朝宗於肺，熱壅於肺，百脈窒塞，津液不布。」── 這就是百合病一月不解而變成渴者的機理。明白這機理及參照上文下理，當明百合洗方非用以治百合病，而是治百合病日久不解而出現的口渴證候，治百合病之主方仍是百合地黃湯。故渴解而病未除，當續予百合地黃湯；若渴更甚，則按內熱的程度決定給予栝蔞牡蠣散或百合滑石散，以解其渴或熱。所以百合洗方的第一重意義是在於解渴。解渴的機理是因百合能作用於肺，利用「肺合皮毛，其氣相通」的特性，以收「洗其外，亦可通其內」之效。因毛竅外疏，藥氣則能從表入里，令百脈皆得通達，也恢復聯絡功能，使津液得布則其渴自解。因此，縱然百合沒有清熱生津之力，但以其甘平、走肺及能「和陰陽」之性，在「肺合皮毛，其氣相通」的機理下得洗方之助在渴不甚時起到止渴的作用。且內熱而渴者多煩，用百合亦能清心安神。由此看來，百合洗方是一個相當巧妙的運用。

其次，若從強調「用陰和陽，用陽和陰」的總治則來看，就更明白百合洗方的應用意義。一月不解，熱壅津停而渴，仲景不以汗吐下法以逐熱解渴，即不變其法，而用「以表救裡」的洗法，這就是對「用陽和陰」這治則的體現。又在服法上有「食煮餅，勿以鹽、豉也」的要求。病者因內熱津傷，不食鹽豉這些耗津之品，不難理解。然「食煮餅」則更有深意。「食煮餅」即進食由粳米、小麥所作的餅，能生津止渴，助胃益氣，使能「以裡達表」。因此，「食煮餅」也可以說是對「用陰和陽」治則的體現。曹穎甫用營衛之氣相交來注解「食煮餅」就更為突出這種「用陰和陽」的構想。曹謂：「蓋食入於胃，營氣方能外達，與在表之衛氣相接，然後在表之藥力，乃得由皮毛吸入肺臟，而燥熱以除，所謂營衛和則癒也。」百合味甘，亦能補中益氣，今以洗方的方式用於外，「主餅」助胃益氣則用於內，兩者同用乃圖「表裡相和，兩相呼應」之效。因此，百合洗方的第二重意義是在治療過程中，在明確掌握病因病機及不危及生命的情況下，縱然出現其他證候，因法從理出，故仍堅持應用原有的治則，這充分展示了「換藥換方，不換法」這種既有法度，又不失靈活的治療取向。(原文完)

概言之，百合病的治療充分地顯示了仲景對治散於經脈那餘熱之邪的法度，即以表裡相合，內外夾擊之餘，以藥和其陰陽等策略之思考及運用，是一場打得很漂亮的仗！也為後學提供了一個很具參考價值的治病策略。